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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三論“新子學”

    作者:方勇
    發布時間:2016-03-29 02:57:28
    來源: 光明日報

      學術創新是當今時代的重大課題,積極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元典精神,解決當代文化發展中的矛盾沖突,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。從根本上講,“新子學”所關心的正是傳統文化研究如何創新的問題。2012年10月,我們在《“新子學”構想》中全面論述了對當代諸子學發展的看法。2013年9月,又通過《再論“新子學”》集中探討了“子學精神”。經過數年的思考,我們進一步認為,從“新子學”角度觀照傳統文化創新,具有其獨特的可行性與挑戰性,并關聯到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。

        追溯原點

      多元文明的觀念在今日已成為普遍常識,文明的沖突與對話也時常見諸媒體。與之相關的還有多元現代性的觀念,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現代性討論、杜維明的東亞現代性論述等。多元現代性是對經典現代性敘事的一種反駁,旨在強調不同的文化傳統與現代社會之間存在內在關聯。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《文明的沖突》中指出,現代性對西方社會同樣是顛覆性的,只不過其內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。借助全球史的視野,我們發現,后發現代化的國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現代的,都有一個急速的模仿期。當現代性深刻嵌入之后,后發國家的固有文化與現代性的協調問題就會逐漸突出。這對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關系具有借鑒作用。

      中國作為一個連續不間斷的文明體,其文化的生命力由來已久。當然,近代以來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國文化內在的弱點。特別是近三十年來,中國社會極速現代化,經濟繁榮、社會昌盛的同時,也不可避免地引發諸多問題。一個單純發展經濟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,社會發展必須落實為每個人的文明生活,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。西方的流行觀念在當下中國影響甚大,學界對于傳統的研究也大多處于整理知識的階段,研究方法尚依賴于西方話語體系,這實際上強化了外來價值體系的影響。此前,“新子學”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張,就是希望中國學術能擺脫既有模式,重視創新精神。我們認為,傳統文化研究創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國思想的原點,即先秦時代的諸子學傳統。

      對于先秦學術,傳統時代的學者大多囿于經學心態,無法客觀認識其價值。近代以來觀念更新,學者多能道破要點。章太炎評價中國學術:“惟周秦諸子,推跡古初,承受師法,各自獨立,無援引攀附之事。”后來的胡適、馮友蘭等也有類似看法。這些都加深了我們對先秦時代元典性的認識。中國學術的革新,幾乎每一次都是對先秦學術的重新發掘。漢代今文學影響最大的公羊學,是早期經學和諸子學的結合。魏晉玄學匯通三玄,是對于儒、道兩家智慧的融通。宋明理學建立四書系統,是對早期儒學的一次重構,不過其強分正統、異端,則扭曲了先秦時代的思想脈絡。在理學興起前后,道教學者也以心性論為架構,成功復興了道家。其后,宋明理學模式在明清之際陷入困局。清代學術以反省心學、理學為起點,經學考證成為主流,然其逐漸流于煩瑣,終究難當大任。清代中后期,今文學和諸子學興起,先秦學術傳統再次復活,并在形態上最接近于元典時代的原貌。今文學從莊存與、劉逢祿到龔自珍、魏源,再到廖平、康有為、梁啟超,蔚為大觀,于晚清掀起巨浪,在當代又重獲新生。諸子學則從王念孫、王引之到俞樾、陳澧,再到章太炎,漸次張大,后并借助哲學史的形式成為主流。梁啟超在回顧清代學術發展時指出,清代學術的脈絡是由宋而漢,由東漢而西漢,有一個漸次回溯的過程。當代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。以蒙文通為例,其治學接續廖平一系,由今古文而入齊學、魯學,再進至諸子學,深探古典時期的哲學與政治思想,可說是晚近學術演進的一個范例。數百年來,學術史的線索皆在于擺脫宋明理學模型的束縛,最終指向先秦學術的原生面貌,這可看作今天古典學問的方向。

      先秦學術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圖景,漢宋明等不同時代對其有不同描述,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解釋者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脈絡。近代以來,先秦哲學史對此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圖景,而這些工作在今天看來猶有未及。哲學史的范式預設了諸子學研究的模板,研究的興趣多著力于形上學,諸子學本來的問題意識和思想線索被遮蔽了,而我們實則應于原生中國意識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。除了學術觀念的更新,考古學發現同樣重要。我們有機會認識古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先秦時代,如禪讓風氣與今文學發展的關系,孔孟之間、老莊之間的學術鏈條,黃老學的展開等,這些是傳統時代無從想象的。諸子學的發展譜系,遠較司馬談《論六家要旨》《漢書·藝文志》復雜,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,相互的影響極深。因而,當代實具備了回歸中國思想原點的極佳契機。更重要的是,諸子學本身所具有的多元開放的氣質,正是中國思想原創力的突出體現。身處現代語境中的當代研究者,不妨學習和繼承先秦時期“處士橫議”的原創精神與恣縱氣勢,擺脫各種固有觀念的束縛,汲取元典智慧,融會當代理念,是為學術創新之關鍵所在。

      重構典范

     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,學者各有不同理解,或宣揚儒學道統說,或主張道家主干說,或以經學為中心。“新子學”提出之后,也有學者主張經學、子學兼治。關于經典文本的結構,當代學者也有新的探索,如主張以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禮記》為“新四書”,或者以儒家經典加上《老子》《莊子》為“新經學”。傳統本即復合多元,不同的主張確可相互促進。以“新子學”的角度觀之,誰是主流、誰是正統的爭論,在古代自有其理據所在,而置諸今日,卻已漸失其討論價值。全球化的時代,我們應從中華文明的整體格局看待傳統資源,因為中國思想要解決的不再是內部問題,而是如何應對現代性挑戰。將儒學視為中國思想的主流與正統,不免失于偏狹。中國社會已經深深扎進現代體系之中,文化轉型勢在必行。學術要大膽創新,要適應時代,有必要對傳統做一番大的重構。我們認為,重構的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時代思想的結構。

      先秦是文明轉型的時代,也是構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時代。圍繞著建立一個怎樣的文明體和如何建立這個文明體,早期的思想家們既能汲取古代的資源,又能深刻觀察現實,他們獨立思考,大膽發言,形成了眾多流派?鬃雍屠献幼鳛槿宓浪枷氲脑c,各自發展出思想系統,同時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保持共識。原始儒家溫厚活潑,開通多元,在其被體制化之前,既沒有沾染經學的氣息,也沒有為維系中樞權威而不惜一切代價。原始道家宗旨清晰,意在構建更寬松更有活力的小規模文明體,而不像漢代之后被過度扭曲,畸變為一統帝國的統治技巧或者身體操作的指南。墨家是儒學價值的直接挑戰者,開辟了論戰的新視野,其關注底層和技術的傾向,為其他學派所不及。孟子和莊子都提到楊、墨的風行,可見墨家對當時思想界的巨大沖擊。法家后起,代表了諸子學新興力量,指引了當時政治體的發展,其系統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響深遠。各家宗旨不一,卻能相互吸收,越到晚期,這種趨勢越明顯。至《呂氏春秋》與《淮南子》,各家思想漸被吸納并收,表達為一種中國早期文明的整體想象,最終促進了以秦漢帝國為標志的文明體的形成,這是思想創造力與時代呼應的典范。

      從文化內部來看,先秦諸家皆能開出思想的新路,光耀一時。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維度上,最受矚目的,則當屬以孔、老為代表的原始儒家、道家。其中深藏的歷史洞見和思想基因,也是現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、創新時代的寶貴資源。由孔、老切入元典時代,自然會在諸子學之外,注意到早期經學的價值。六經是古代典籍,其成為一個整體,則有賴于孔子。早期經學的發展,多體現為“傳”,如《春秋公羊傳》《周易傳》等。漢代學者將《春秋》視為孔子思想的關鍵,而今人研究卻多限于《論語》,對孔子和《春秋傳》的關系有欠關注,不利于深入理解。同時,我們也應當注意到老子與《周易》在思想上的聯系,特別是后世,無論王弼、陳摶抑或王夫之,易、老通治都是其學術的基礎!吨芤住泛汀独献印废嗷ト谕,古人限于經學觀念,多不明言,今天則不妨深入加以討論。“新子學”認為,關于元典時期的研究范圍實應涵括諸子各家,旁涉早期經學,這樣就能跳出經、子二分的傳統觀念,回歸原點。我們主張以《春秋》《周易》《論語》《老子》為基礎,這可能是激發創造的新典范;再旁及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莊子》《墨子》和《韓非子》等其他經典,形成元文化經典的新構造。

      儒、道異同,經、子尊卑,一直是中國思想史上備受關注的重要命題。莊子云:“自其異者視之,肝膽楚越也;自其同者視之,萬物皆一也。”在傳統語境中,固然有合同孔、老的主張,也有很多人嚴分儒、道。而從出土的郭店簡來看,早期儒、道兩家并非水火不容。唐以前,學者出入經子百家是常態;只是宋明理學興起后,理學家構造出正統和異端的界限,似乎孔子和老子完全成了正、邪之分。朱子把老子看成是陰謀家,務必除之而后快,這一態度對后來有很大的負面影響,略覽清人熊賜履《學統》即了然。直到近代以來,諸子學復興,學者才有真正改變,魏源、陳三立、高延第等都能平視孔、老,有如徐紹楨、嚴復等,甚至認為老子高于孔子。在今天多元文明的語境下,我們體認到,孔、老之間的同質性要大于差異性。約略言之,與古希臘思想比較,孔、老都是天下主義者,都能尊重不同族群,有人類一體的情懷,而不至于自困于城邦政治,甚至視奴隸為工具。與希伯來傳統比較,孔、老都能發揚人文精神,“依自不依他”(章太炎語),而不以神格壓制人道。這一洞見,于各大文明之中獨樹一幟。其他諸如深思德、位、時、中,以歷史意識通觀政治社會,皆可看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精神。西方學者看待老子和孔子,大概就像我們看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,那是早期中國的主脈。古人的智慧在前,如何融通開新,參與到世界范圍的討論中,這是今天的任務。“新子學”主張,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背景下,深入把握早期經典中的相通之處,熔鑄出新解,這當是學術創新的途徑。

      喚醒價值

      返歸元典時代,意味著學術研究方式的轉型。近代以來諸子學研究主要采取了哲學史模式,體現為“中國哲學”的知識系統,其最大的興趣則在構造形上學。站在“新子學”的角度上,“中國哲學”事實上成為現代性敘事的構件,其在知識上的貢獻遠大于價值上的。中國古典學術與西方學術存在很大差異,其價值意義大于知識意義,這一點近代以來的學者有清醒的認識。章太炎認為,中國學術在致用,西方學術在求是。柳詒徵認為,中國學術重在實行,西方學術重在知識。勞思光認為,中國哲學是引導性的,西方哲學是解釋性的。類似的講法還有很多。晚年的徐復觀為談這一問題,專門作《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歸》一文,主張以恢復儒學的實踐品格為方向。當代的研究者也有類似的主張。我們認為,傳統文化研究的方向應該是對治現代性,而非論證現代性。從哲學史的范式中走出來,把重點從知識構造轉出,重新喚醒傳統資源的價值意義,讓經典回到生活境遇中,這是關鍵。當然,這不是說把古人的話頭直接搬到現在,也不是說不顧及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,一味復古。喚醒價值,是指在傳統價值中找到適應當代的形式,并與現代價值做有效溝通。這就需要諸子學研究模式的創新。這方面我們已做了適當的探索。其一是研究的原理化。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、道、墨、法、陰陽、名六家的框架,而是以問題為中心,做一種會通的研究。要抓住核心觀念疏通古今,融入現代生活中加以討論。諸子學具有恒久的意義,在于其洞見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實,其解決問題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,但最切近中國社會。其二是研究的社會科學化。以往的研究都偏于哲學化,我們應該更多注意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解釋古典文本,F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不同在于,這是一個高度“人工化”的社會,一切現象都需要社會科學的視角才可以理解。古典時期的智慧需要結合諸如經濟學、政治學、管理學、社會學的方法來闡釋,才可能具有實際的解釋力。學界較為缺乏像費孝通《鄉土中國》一類的研究,不免阻礙了古典文本的意義開放。諸子思想的本旨在政治治理,現在的研究則多是集中于哲理方面,我們認為應該結合政治學理論的新發展做研究。

      法國思想家科耶夫認為,現代性的本質是欲望,這指出了現代文化的根本弱點。一切打著主體、自我等旗幟的宣揚,最后都會一頭栽進虛無主義的深淵。如何面對現代性的挑戰,不僅是西方文化的問題,也是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多元文明的共同問題。要解決這一問題,首先需要冷靜理解現代社會和傳統資源之間的關系,F代社會中的主要特質,諸如巨大的活動力、線性的進步觀、人的主體化,這些都是古典社會所沒有的現象。資本和技術推動下的社會突進,并非傳統文化能夠直接無轉換地嵌入。我們不能要求傳統思想全面構造現代社會,傳統文化的意義在于為社會提供價值系統,解決現代背景下的人的問題。不同的文明傳統有不同的價值體系,西方有其自身的價值體系和解決方案,諸如“解放神學”就是力圖解決現代社會困境的一種努力。西方的價值體系與其歷史文化緊密相關,并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困境。要解決現代化中的中國人的問題,無法模仿西方,只能通過對自身文化的創新來解決。誠然,先秦諸子并沒有現代生活的經驗,他們的思想也不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。但是,諸子思想是對文明的深刻洞見,尤其是對人的深刻理解,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價值。假如我們把技術和資本的問題理解為物,先秦諸子要處理的就是人如何應物的問題,這是傳統文化研究創新的根本點。

      以中國的價值來應對外來文化,宋儒曾經做過相應的思考。事實證明這樣的創造性改造才能解決價值問題。陳寅恪曾指出:“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學說,一方面不忘民族本來之地位,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承之態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舊途徑。”這也是創造性轉化最早的表達。今天我們做的是融克西方觀念的工作,關鍵還在如何發掘元典智慧,以應對當代挑戰。譬如原始儒家強調家庭、教育和德性生活,這對當代中國非常重要。穩定的家庭是社會的基礎,經濟發展對現代家庭沖擊巨大,城鄉二元下的家庭和教育缺失問題尤為突出。而儒家的家不僅指家庭,也可以是一種組織原則,能夠在社會組織中起到想象共同體的作用。如何把這些發展為管理學理論,值得思考。又如在政治倫理方面,儒家主張對國家行為做方向性的引導,強化行政體系的內部凝聚力,對官員的紀律約束,而道家則傾向于政治體的自我約束,放開管制,這些都可以轉化為新的社會理論,都是先秦諸子探索與思考并總結出一定方法與結論的重要話題。通觀原始儒家、道家,孔子講“和而不同”,老子講“玄同”,莊子講“莫若以明”,都顯示了開闊而包容的文化態度,其背后的理論意涵尤其值得深入發掘,并通過精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論說。中華文明并不是一枝獨秀,中華文明也不低人一等,在差異中尋求共識,在合作中保存特質,這是諸子精神的當代意義。“新子學”認為,具有現實指向的價值重建,能夠使傳統文明在國家制度、政策以及個人生活中真正落實其價值,對當代社會產生應有的貢獻。

      只有當資本不再是自我逐利的怪獸,個人不再是虛空欲望的軀殼,中國人的文明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。傳統完全可以轉化為現代的商業理念,也可以深入其他領域,關鍵還在于創新的魄力與能力。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,中國的傳統研究最終還是要提供一種身份認同,助力于文明生活的重建。“天下文明”是古人最高的理想,也是吾輩應當努力驅馳的方向。傳統中國已經深深嵌入現代世界,中國的命運和整個世界息息相關。如何把中國的思想力和創造力最大限度地開掘出來,考驗著每一個認真思考與生活的人!肚f子》云:“道術將為天下裂。”時至今日,我們不妨將其理解為:多元會通的中華文明,正需要通過追溯原點、重構典范、喚醒價值的一系列創新實踐,才能突破自身舊有格局,從而更深刻、更切實地屹立于風云變幻的現代世界。

     。ㄗ髡邌挝唬喝A東師范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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